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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孤独与伤世的代价
他们是人们心目中的“无冕之王”，是“党的喉舌，百姓的代言人”。然而，在新闻体制缺失，舆论监督畸形发展的今天，他们正在走着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
2007年，是中国记者行业里最伤痛的一年，发生了多起记者被打、被侮辱的事件，在百度上搜索“记者被打”，出现了57000个结果。 一些披露敏感问题的文章被封杀；一些揭露问题的记者被要挟，追打，打死；因为发布政府不喜欢的突发事件新闻、内幕新闻而被指控为捏造假新闻，失去记者工作……记者生存状况堪忧，新闻舆论监督困难重重，到底是谁在作祟？中国怎么规范新闻行业使其良性发展？要不要出台新闻法？
新闻记者，孤独与伤世的代价
义不容辞的记者
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新闻人，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路上走，或者在夜间思考。
我很少上街，上街的时候也带着选题，问菜价为什么涨，下水道的恶臭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我常常混在民工里看热闹，然后拨开人群，去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我是个新闻记者，有时候感觉到孤独，有时候感觉到怆然。
在一地方媒体供职多年，现在在北京某媒体的林凡想起以前的采访经历这样诠释着她的新闻生涯。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在西部偏僻的地方“非典”被演绎的如恶魔一般，由于牵系到出外务工人员，农村更是惶惶不安，村卫生所的柴胡被抢购完了，村民们不敢出门。林凡是报社农村部记者，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做农村稿件的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农村。在以往的采访中她深深地了解到：农村的医疗设施薄弱，卫生条件差，农民的保护意识不强。
那时候“非典”已经在各个城市里沸沸扬扬，很多从省里发往地方的班车都停止运营，地方“防非”部门为了保障当地安全，对外出回来人员逐一检查。城里的人也不敢到农村里去。
但林凡身为记者，她深知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一定要去村里看看，将农村的情况报道出来，让政府和百姓意识到这些并能采取措施保护。于是林凡毅然坐上了通向省城远郊的一班车，在这个乡村小镇里她第一次触目惊心的看到了堆放在村头的垃圾，马路上的死老鼠，渠道里腐烂的死猪，死鸡；农村人串门共用公筷；卫生所设备简陋，卫生人员知识匮乏，“非典”全国流行，她们连“非典”是啥症状都不知道，没有应急措施，卫生员自己都不穿白大褂，戴口罩。基层医疗状况忧虑，农民预防疾病传播意识欠缺。
2004年，禽流感再次恐慌她所在的省，在一个村镇里烧掉了4万只鸡，人们危言耸听，不敢到那个村里去，不敢吃那一带乡镇的鸡蛋，鸡肉，领导和记者们只是在焚烧鸡的那天坐小车去了一天停留了几个小时就回来了，再无人敢去问津。
林凡知道不仅那个乡镇，还有那个乡镇所在的县，市都弥漫在惶恐中，蔬菜运不出去，大量的家禽被销毁，农民们脆弱的致富梦被破灭，他们如何走出困境？那些被架空的鸡笼还能继续为农民带去创富的福音吗？
人们一听禽流感胆战心惊，当时一听到是疫区来的人都惟恐避之不及，她害怕报社不让去，自己先垫付了车费偷偷地去了疫区。到疫区后，被乡镇的人员拦住了，他们吓唬她，“会传染疾病的，我们都不敢进到村里去。”
她在那个风沙吼叫的乡镇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她趁乡镇人员还在睡梦里，就“冒然”去了那些被白石灰划做隔离区的半个村庄，她看到了最初引发禽流感后被白色石灰刷过做了大幅标志的那个鸡舍，那个被隔离的人在隔离区一个人孤零零的放羊。她进了村，连带被烧了鸡的农户指着空空的鸡笼给她哭诉，几年的鸡舍和辛苦喂养到下蛋的鸡被焚烧了，由于村里是禽流感的“发源地”，他们村里人不敢出外务工，挖煤都没人敢要。她回到报社和同事写了农民在禽流感考验下的境况。
义不容辞是记者的责任，每一项危险前面都有人率先去牺牲，尽管林凡比及战地记者少了硝烟，子弹，比及直面各种危险的人距离还很远，但是是一种责任时刻在推动着她做着把自己暂且除外的很多事。
行走在刀尖上的记者
“我站在刀尖上，开始一种锐利；我站在风口上，开始一种审视。”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在他的《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2008年2月21日中午12点半，奔走了一早上的石野领着河北省沧州地区泊头市富正村村民李红军去找北京市睿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剑英。
2005年春节期间，李红军家隔壁因村民贩卖非法烟花爆竹，致使烟花爆竹爆炸，当场炸死3人，炸毁了李红军家的房屋和李红军的女儿，在各方协调下，相关人和当地政府给其补偿21万元，但让李红军纳闷地是，犯罪嫌疑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置，至今逍遥法外。李红军多次上告，均无结果。一次偶然机会，李红军在电视上看到了石野的相关报道，被其正义深深打动，犹如黑暗中的一盏灯，在多方寻觅下，李红军找到石野，记者见到石野的时候，石野留着小平头，提着一个包和手提袋，手提袋里装着他写的两本书，匆匆忙忙的样子。他正在为李红军的事四处奔走。
这就是石野，一位时刻为正义呐喊的记者。
“快快杀了这个臭小子！他是记者，要是让他活着出去，我们就完蛋了！”
“杀了他，快杀了他”这个声音在曾多次暗访过地下赌场、地下歌厅、黑恶窝点等危险场所的石野一生的从业生涯中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1998年4月1日，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石野和他的同伴根据线人报料深入广州王圣堂调查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省妇幼保健院一带的黑恶团伙。他们在皮条女的牵引下，装作消费者步步深入，结果里面机关重重，作恶多端的黑社会由于怀疑他们是便衣警察，两把手枪同时戳在了石野的太阳穴上。当他的记者证被暴露后，黑社会数把长刀直逼他的喉咙和胸口，最后他以拒不承认记者证是真的，他们是假记者，保留了自己的性命。历险回来后，他们把暗访的情况汇报到有关部门，广州市公安局指示刑警大队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一举端掉了两个犯罪团伙，彻底铲除了长期盘踞羊城的大毒瘤。但是令他们沮丧地是，他和邓某合写的长达七八千字的《记者暗访王圣堂出租屋 被黑帮劫财后险遭灭口》一直未能见报。报社只对他和邓某进行了表扬。
“邪恶是最深的黑暗。我的10年政法记者生涯就像是10年抗战” 石野在他的《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中这样写。
10年中，他多次深入“虎穴
2007年，是中国记者行业里最伤痛的一年，发生了多起记者被打、被侮辱的事件，在百度上搜索“记者被打”，出现了57000个结果。 一些披露敏感问题的文章被封杀；一些揭露问题的记者被要挟，追打，打死；因为发布政府不喜欢的突发事件新闻、内幕新闻而被指控为捏造假新闻，失去记者工作……记者生存状况堪忧，新闻舆论监督困难重重，到底是谁在作祟？中国怎么规范新闻行业使其良性发展？要不要出台新闻法？
新闻记者，孤独与伤世的代价
义不容辞的记者
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新闻人，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路上走，或者在夜间思考。
我很少上街，上街的时候也带着选题，问菜价为什么涨，下水道的恶臭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我常常混在民工里看热闹，然后拨开人群，去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我是个新闻记者，有时候感觉到孤独，有时候感觉到怆然。
在一地方媒体供职多年，现在在北京某媒体的林凡想起以前的采访经历这样诠释着她的新闻生涯。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在西部偏僻的地方“非典”被演绎的如恶魔一般，由于牵系到出外务工人员，农村更是惶惶不安，村卫生所的柴胡被抢购完了，村民们不敢出门。林凡是报社农村部记者，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做农村稿件的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农村。在以往的采访中她深深地了解到：农村的医疗设施薄弱，卫生条件差，农民的保护意识不强。
那时候“非典”已经在各个城市里沸沸扬扬，很多从省里发往地方的班车都停止运营，地方“防非”部门为了保障当地安全，对外出回来人员逐一检查。城里的人也不敢到农村里去。
但林凡身为记者，她深知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一定要去村里看看，将农村的情况报道出来，让政府和百姓意识到这些并能采取措施保护。于是林凡毅然坐上了通向省城远郊的一班车，在这个乡村小镇里她第一次触目惊心的看到了堆放在村头的垃圾，马路上的死老鼠，渠道里腐烂的死猪，死鸡；农村人串门共用公筷；卫生所设备简陋，卫生人员知识匮乏，“非典”全国流行，她们连“非典”是啥症状都不知道，没有应急措施，卫生员自己都不穿白大褂，戴口罩。基层医疗状况忧虑，农民预防疾病传播意识欠缺。
2004年，禽流感再次恐慌她所在的省，在一个村镇里烧掉了4万只鸡，人们危言耸听，不敢到那个村里去，不敢吃那一带乡镇的鸡蛋，鸡肉，领导和记者们只是在焚烧鸡的那天坐小车去了一天停留了几个小时就回来了，再无人敢去问津。
林凡知道不仅那个乡镇，还有那个乡镇所在的县，市都弥漫在惶恐中，蔬菜运不出去，大量的家禽被销毁，农民们脆弱的致富梦被破灭，他们如何走出困境？那些被架空的鸡笼还能继续为农民带去创富的福音吗？
人们一听禽流感胆战心惊，当时一听到是疫区来的人都惟恐避之不及，她害怕报社不让去，自己先垫付了车费偷偷地去了疫区。到疫区后，被乡镇的人员拦住了，他们吓唬她，“会传染疾病的，我们都不敢进到村里去。”
她在那个风沙吼叫的乡镇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她趁乡镇人员还在睡梦里，就“冒然”去了那些被白石灰划做隔离区的半个村庄，她看到了最初引发禽流感后被白色石灰刷过做了大幅标志的那个鸡舍，那个被隔离的人在隔离区一个人孤零零的放羊。她进了村，连带被烧了鸡的农户指着空空的鸡笼给她哭诉，几年的鸡舍和辛苦喂养到下蛋的鸡被焚烧了，由于村里是禽流感的“发源地”，他们村里人不敢出外务工，挖煤都没人敢要。她回到报社和同事写了农民在禽流感考验下的境况。
义不容辞是记者的责任，每一项危险前面都有人率先去牺牲，尽管林凡比及战地记者少了硝烟，子弹，比及直面各种危险的人距离还很远，但是是一种责任时刻在推动着她做着把自己暂且除外的很多事。
行走在刀尖上的记者
“我站在刀尖上，开始一种锐利；我站在风口上，开始一种审视。”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在他的《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2008年2月21日中午12点半，奔走了一早上的石野领着河北省沧州地区泊头市富正村村民李红军去找北京市睿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剑英。
2005年春节期间，李红军家隔壁因村民贩卖非法烟花爆竹，致使烟花爆竹爆炸，当场炸死3人，炸毁了李红军家的房屋和李红军的女儿，在各方协调下，相关人和当地政府给其补偿21万元，但让李红军纳闷地是，犯罪嫌疑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置，至今逍遥法外。李红军多次上告，均无结果。一次偶然机会，李红军在电视上看到了石野的相关报道，被其正义深深打动，犹如黑暗中的一盏灯，在多方寻觅下，李红军找到石野，记者见到石野的时候，石野留着小平头，提着一个包和手提袋，手提袋里装着他写的两本书，匆匆忙忙的样子。他正在为李红军的事四处奔走。
这就是石野，一位时刻为正义呐喊的记者。
“快快杀了这个臭小子！他是记者，要是让他活着出去，我们就完蛋了！”
“杀了他，快杀了他”这个声音在曾多次暗访过地下赌场、地下歌厅、黑恶窝点等危险场所的石野一生的从业生涯中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1998年4月1日，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石野和他的同伴根据线人报料深入广州王圣堂调查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省妇幼保健院一带的黑恶团伙。他们在皮条女的牵引下，装作消费者步步深入，结果里面机关重重，作恶多端的黑社会由于怀疑他们是便衣警察，两把手枪同时戳在了石野的太阳穴上。当他的记者证被暴露后，黑社会数把长刀直逼他的喉咙和胸口，最后他以拒不承认记者证是真的，他们是假记者，保留了自己的性命。历险回来后，他们把暗访的情况汇报到有关部门，广州市公安局指示刑警大队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一举端掉了两个犯罪团伙，彻底铲除了长期盘踞羊城的大毒瘤。但是令他们沮丧地是，他和邓某合写的长达七八千字的《记者暗访王圣堂出租屋 被黑帮劫财后险遭灭口》一直未能见报。报社只对他和邓某进行了表扬。
“邪恶是最深的黑暗。我的10年政法记者生涯就像是10年抗战” 石野在他的《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中这样写。
10年中，他多次深入“虎穴
